学“三老”守初心 担使命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从保家卫国到为民造福，“三老”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诠释了共产党员的高尚人格和崇高品质。自“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衢江区把学习贯彻“三老”精神作为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向先进人物学习，以“三老”为镜、为标杆，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从而凝聚起建设“活力新衢江康养大花园”的强大正能量。现将人物事迹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谢高华：改革者也是思想者
■历史总是以惊人的巧合宣示使命：今年11月26日，谢高华入选党中央拟表彰100名改革开放杰出对象名单；而34年前的同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离义乌
■与其过度聚焦于那些早已标签化的改革成果，不如沿着深藏于人物故事之中的思想脉络，追寻激励改革者砥砺前行的观念更新历程。这些通往义乌市场奇迹的“临门一脚”，更多源于深水潜流的思想交锋，而不是由表面压力汇聚而成的机缘巧合
■谢高华自称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在痛苦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最大的错误是“共产党要我为人民服务，我却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大道理后，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有钱花，就成了他思考与行动的逻辑起点
谢高华身材瘦削，相貌平常，烟不离手。
与闻名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相比，听说过谢高华这个名字的人，恐怕连个零头都不够。这位当年冒险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县委书记，主政义乌仅两年零八个月，却被当地民间一直感念至今。
历史总是以惊人的巧合宣示使命：今年11月26日，谢高华入选党中央拟表彰100名改革开放杰出对象名单；而34年前的同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离义乌。
这个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国家最高荣誉，首次从国家层面肯定他“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
几个月前，88岁的谢高华在衢州寓所，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专访。按照谢老的起居习惯，专访从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到夜里12点半结束。除了晚饭时间外，连续9个小时的交谈，这位耄耋老人竟毫无倦容，令人惊异。
谢高华不仅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还是一个会讲故事的高手———他把那些亲历的重要事件，用对话和场景串联起来，不动声色地融入自己的讲述之中。
一切改变都是从观念开始的。以整顿市场的名义开放市场，靠市场机制的力量疏通关卡，用定额征税的策略兴商建县，义乌市场早期独特的发展之路有着深刻的国情印记，也彰显出改革者谢高华的使命担当与远见卓识。
与其过度聚焦于那些早已标签化的改革成果，不如沿着深藏于人物故事之中的思想脉络，追寻激励改革者砥砺前行的观念更新历程。这些通往义乌市场奇迹的“临门一脚”，更多源于深水潜流的思想交锋，而不是由表面压力汇聚而成的机缘巧合。
谢高华一口夹杂着北方口音的衢州土话，连本地人都很难听懂。幸亏衢江区委宣传部请来同行邹跃华帮忙“翻译”，采访才得以顺利完成。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些傻事不能再干了。”在回宾馆的路上，记者脑海里浮现最多的，就是这句当时居然听懂了的衢州土话。
于是，便有了改革者也是思想者这个更有张力的主题。
“一把刀”杀猪，生人骨头熟人肉
1949年5月6日，衢州城宣告解放。这个穷人翻身的日子，对12岁开始当长工的谢高华至关重要。时隔这么多年，他还清晰记得这一天。那年，他刚好18岁。
“根红苗正”的谢高华一路进步，从老家横路乡贺邵溪村农协委员，升任为杜泽镇团委书记，后来又被选为地方干部“苗子”，送到省委党校脱产培养。当时，区级党政机关以上领导岗位，全部由南下转业干部担任，亟须培养地方干部队伍。
1956年，谢高华任衢县杜泽区委书记，一干就是10年。这位深信“农民的儿子就要为农民办事”的基层官员，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开始了独立思考的思想历程。
“大跃进”时期，各地粮食产量都在“放卫星”。衢县一位副县长坐镇杜泽区，要求搞百亩高产田，任务不落实，工作组就不走。为了达到高产目标，区里派人到外地学习取经，最后勉强搞了10亩样板田。
他们参照外地典型的经验，有样学样，用高度密植的方式栽种稻谷。由于庄稼密不透风，只能用鼓风机来通风，甚至还要给稻谷做理发、洗澡等特别护理。几个月折腾下来，竟连一斤稻谷都没打出来。
“关键是去参观的人没有告诉我，人家是稻谷熟了才栽到一块儿的，小孩子当然可以坐到上面玩耍了!”谢高华不堪回首的一句话，揭开了那张全国闻名的高产丰收景象新闻照片的谜底。其实，当年参观者不可能知道这个“关键”。
遇事喜欢动脑子琢磨的谢高华，开始思索这种荒诞的闹剧为什么会上演，并暗下决心：“这种劳民伤财的傻事，以后不能再干了。”后来曾有人说，谢高华当年执行上级政策很坚决，大炼钢铁时也很坚决，但后来就开始有自己的一套了。
为了解决群众没有饭、菜、油、豆腐和猪肉吃的问题，谢高华决定自己下去蹲点，而且一蹲就是五年。当时省里号召集体养猪，规定一头猪只给80斤饲料，大队和生产队都养不好。他就组织党员带头养，自己也在家里养，可照样还是养不好。
“这个猪要拉出来杀的时候，瘦的比狗还跑得快!”谢高华觉得这个政策行不通，悄悄改了个办法：把生产队的小猪买来，分户给老百姓私养。还出台新的激励政策，如多1斤分量给3斤粮食，一石肥料换两斤粮食，农民养猪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
当时，这个“私”字是不能出现的。谢高华他们商量了好几天，最后起了个“公有户养”的名号。他发现那几个集体养猪养得好的典型村，主要是饲料供应有保障，没有普遍性，所以不具备推广价值。
为了新品种繁育，他们还从欧洲引进了种猪。“文革”时红卫兵把种猪杀了，给老百姓分肉吃，人们一边吃肉一边骂娘。谢高华回忆时笑着摇头，“当时有人批判我，说谢高华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连猪都是外国猪好。”
谢高华自称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在痛苦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最大的错误是“共产党要我为人民服务，我却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大道理后，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有钱花，就成了他思考与行动的逻辑起点。
说起义乌“一把刀”杀猪的故事，一点都不比小商品市场开放来得轻松。
义乌是金华火腿的传统产地之一。为了控制猪肉销售渠道及火腿生产原料，只允许食品公司屠宰厂“一把刀”杀猪。老百姓养的猪不能自己杀，必须拉到屠宰厂统一屠宰，群众意见很大，找不到地方讲理。
新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在向县食品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忍不住问对方：金华火腿的历史悠久，又不是食品公司创造的品牌，凭啥只能你一家生产呢?人家自己养的猪，为啥必须也得由你来杀?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还以自己女儿买肉为例，说营业员知道是县委书记的女儿，每次都会多给一些肉，别人的骨头就会多一些。
“刀都有眼睛了。食品公司卖肉的人，熟悉的多给你肉，不熟悉的就剩大骨头了。”谢高华不相信这么大国家只能“一把刀”杀猪，他决定放开生猪屠宰市场。
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事，却差点捅破了天。一位主管副省长召集农业厅、商业厅等部门，听取义乌汇报为何取消“一把刀”杀猪，会还没开到一半就吵起来了。虽然省里意见也不一致，最后还是决定先把这个事情停掉。
“义乌在浙江中部，中间开花怎么了得?”谢高华被省委主要领导找去谈话，虽然没有严厉批评他，但要求推迟放开市场的时间。谢高华只得表态说，推迟几天是可以的，但市场还是要放开的，可以晚一点，慢一点。
后来，他自己也有过反思。认识到放得太快确实也有问题，“比如说主管副省长是要保证供给的，这块东西都没了，整个体系都要变了。这位领导还来过义乌，提出我给你一些自行车什么的，你别给我搞这些事了。”
不过，当时省市领导中也有支持谢高华的。时任金华地委书记厉德馨私下问他：“高华，你要不要投降?”鼓励之意不言自明。在谢高华的坚持下，没多久屠宰市场就彻底放开了。
计划经济体制重围下“开闸放水”，仅靠政治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此前省里就有人告诫他，原料在我手上，再搞就把原料给你停掉。这回人家还真的兑现前言了。谢高华没有办法，又跑到省城找对方汇报，“原料不给我不行的，我这里国有企业改制，没有原料生产怎么办?”经过一番软磨硬泡，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翻两番”目标，关掉红灯开绿灯
早在担任衢县县委书记时，谢高华就发现计划经济有一个缺陷———统购统销指标脱离实际，卡得太死。当时衢县一年只产8万担柑橘，统购上交就要6万担，赶上歉收年景，农民很难完成统购任务。航埠的农民吃不饱，有的讨饭到了省城。
更有甚者，还发生过这样的丑闻：村干部迫于完成统购任务的压力，竟把一个老太太绑在院里的柑橘树下，强行摘了人家用来换点油盐的橘子完成任务。
“死命令是我们下的，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谢高华自我反思的同时，对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计划感到失望。柑橘统购与市场的差价里，就有这些讨饭农民的口粮。他开始为橘区农民打起了“铁算盘”：在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柑橘哪里价格高就往哪里卖。
消息传开，外地人纷纷跑到衢县来收购柑橘，几乎高于统购价格一倍。农民收入大幅增加，讨饭的人陆续都回来了，当年国家定购的6万担柑橘任务却没有完成。国家统购计划这个前提，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失去了原有的刚性。
这件事被一家中央媒体当成反面典型曝光，并与辽宁农村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境界做对比———人家号召农民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最好的苹果卖给国家，还同时配发了“比比谁的风格高”的短评。
“不光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还破坏工农联盟基础，这个帽子挺大!”谢高华呷了口茶水，足足沉默了半分钟。
如何看待计划经济，谢高华有自己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必须搞计划经济，不搞计划经济政权不能巩固。但时间一长，如果继续搞单一的计划经济，就会搞到死胡同里去。”
他刚调来义乌时，不是上班就是下乡，连理发时间都没有。县里有一家国营理发店，用谢高华的话说，“我几点上班他几点上班，我下班他也下班了。”好不容易赶上下班没关门，他进去叫声老师傅，人家连理都没理他。
后来，他找到一家私营店理发。店主不光手艺好，人也热情周到。一有客人进店，吃饭都会放下碗筷，赶紧给人家理发，帮人节省时间。谢高华在义乌工作期间，一直都在这个店理发。有人就拿这个说事，说谢书记连理发都不去国营店。
谢高华也不客气，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表态，“这样吃‘大锅饭’ 的国营理发店，散伙越早越好!”
1983年2月初，途经江苏来到浙江考察的邓小平，与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等领导谈话时问道，江苏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听到铁瑛等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邓小平非常高兴，提出江苏、浙江恐怕要多翻一点，不止“翻两番”。
与全省“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同步，谢高华开始谋划义乌靠什么“翻两番”?从义乌县情实际来看，农业带动能力弱，人均可耕地不到半亩，水稻产量也翻不了两番；工业缺少支柱产业，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短时间很难有大作为。
他也曾想过搞工业，尝试后发现推不动。当时，义乌最有名的一家工厂是红旗电视机厂，主要生产黑白电视机。谢高华决心很大，想给它改造成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他跑省里、进北京，结果一无所获，人家“省里还要保杭州西湖电视机厂呢”。
眼看着这个兴衰皆由计划经济主宰的工厂走向没落，谢高华深感国有企业改革的复杂艰难。他只能做一件好事，就是给厂里的子弟在义乌安排些出路。
既然有形的资源不行，谢高华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已经放开的小商品市场上。
几百年来，义乌农村有鸡毛肥田的传统。每到农闲季节，农民就会将饴糖和生姜糖自制成“敲糖”，挑起货郎担，摇响拨浪鼓，走村串户换取鸡毛等动物毛发给水稻作肥料。
改革开放前后，货郞担里增加了针头线脑、纽扣玩具等小百货，交易物品也由“鸡毛换糖”变成小百货买卖。一些专为货郞担在当地配货的小摊贩，开始在廿三里镇和稠城镇聚集形成小商品市场的雏形。
从鸡毛换糖“投机”到自由市场“倒把”，这个“资本主义尾巴”越长越长。有关部门采取了禁、阻、限、关等措施，依然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虽然中央文件号召“发展多种经营，要集体与个人一齐上”，各级政府部门仍强调要“按计划办事”，开放市场找不到政策依据。
1982年3月，义乌县召开两次研究市场问题的县长办公会，也讨论过全面放开、彻底关闭或集体冲掉等方案，但争论激烈，没有人敢拍板。一个月后上任的谢高华，不但拍板给小商品市场发放“准生证”，还提出后来著名的“四个允许”为城乡经济松绑。
“小商品市场是一大优势，要想办法发挥，不能把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谢高华在县委常委会上一锤定音，关掉红灯开绿灯。当年，湖清门市场摊位爆满，每市交易人数少则3000多人，多则达5000余人，成交额较上一年增长221%。
义乌小商品市场强劲增长的势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这也使谢高华联想起“文革”被关在石灰窑里时，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注释本中读到一句话：从产品到商品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跳得过去就实现价值，跳不过去就没有价值。
这使他从中领会到产业发展的运行逻辑———虽然第一、二产业是创造财富的，没有第三产业实现整个循环，仓库里面产品就变成了废品。因此，不能小觑第三产业，它完全有这个力量去实现翻两番。
义乌“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终于被“翻两番”的国家目标激发出来。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正式提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
“当时有的地方工业立县，有的地方现代农业建县，还有的地方时髦一点———科教兴县。我们反复推敲后提出兴商建县，就是要制定最符合义乌特点的发展道路。”谢高华说。
此前，他曾读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对日本明治维新提出贸易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印象很深，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个话他是不敢讲的。
“定额税”风波，放水养鱼为哪般
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等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不同，推动义乌改革开放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民间。改革开放初期，成千上万洗脚离田的义乌农民，在既缺乏资源要素支撑、又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的条件下，创造出连经典经济学理论都难以解释的发展奇迹。
从1982年仅有459户小百货摊贩的县城马路市场，到2017年成交额高达1226亿元的中国小商品城，一个由“鸡毛换糖”演绎的源头故事，已被“世界超市”的宏大叙事所替代。义乌小商品成就大市场的草根逆袭，得益于顺应民心，释放民欲，焕发民力。
水大鱼才大，这个道理通俗易懂。但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严格控制的财税纪律，加上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地方政府“放水养鱼”的说法，大多都是一句空话。
对于义乌小商品市场来说，谢高华不光“开闸”而且“放水”。水大鱼大的市场经济规律，使义乌市场在迭代扩张中保持活力。这也是它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
义乌市场开放初期，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问题也一个比一个棘手，特别是税收管理矛盾突出。一方面当时实行八级累进税制，赚钱越多交税越多，偷税漏税现象时有发生；一方面市场上人多货也杂，价格随行就市，很难凭税票计税。
按照当时批量购销的规定，一次成交额达到30元以上者，就得到市场管理部门开发票，交管理费。一段时间以来，税收干部频繁突击抽查，苦不堪言，商贩们被追来赶去，怨声载道。
谢高华深入小商品市场调研，看到“很多商品都没有价格，也没有发票，往往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如何收税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样继续搞下去，连生意都做不成，还哪来的税收?现在要‘放水养鱼’，不能‘杀鸡取蛋’。”
谢高华与主管副县长陈正兴商量，得想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既要执行税收政策，又要让利给农民。陈正兴和税务部门研究后，提出将营业税和增值税两税并一税，试行“定额征税”办法，即对每个摊位设固定的计税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
“跟农民打交道，要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办法去处理。这样不但能调动生产积极性，老百姓心里也高兴。”对这个“定额计征、源泉控管”的办法，谢高华打心眼里赞成支持。虽然他知道拍这个板有风险，却没想到引发了一场震动很大的“税收风波”。
“定额征税”试行后，卖鸡蛋的老太婆不用开发票了，个体商贩税负也降低了，周边市县的小商贩们蜂拥而至。据统计，“放水养鱼”当年的税收竟比两年前提高了3倍。
在此期间，有人向省里写信告状，对义乌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一位来义乌采访调研的新华社记者，认为这种“定额征税”的做法简单易行，对各地搞活市场也有借鉴意义，就通过内部刊物向中央高层做了反映。
很快，财政部就有了明确态度，认定“定额税”属于税收包干，违反税法政策，要求浙江省严肃处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作出批示，由省财政厅派员到义乌调查，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
调查组通过几天调查走访，听取各方面意见，也找谢高华谈了半天，最后在调查报告中给出结论，大意是“办法可行，欠妥，在实践中完善。”
与以往犯“错误”受到的批评不同，这次谢高华确实感到压力很大，也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虽然是让利于民，方便征管的税收创新，毕竟被定性为违反税法了。他从调查组人员口气中，也能感觉到省领导压力也不小。
后来，省里又专门听取“定额征税”汇报，也没有进一步追究。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谢高华，却“好了伤疤忘了疼”，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行“定额征税”，极大地受惠于民。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代经营者，直到现在提起这件事，没人不竖大拇指。
改革者必然在争议中前行。从衢县的“柑橘事件”到义乌的“税收风波”，谢高华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帽子”没少戴。有的“帽子”既不知道怎么扣上的，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摘下来。据说，针对他的告状信少说也有一麻袋。
这位深谙讲话分寸的老人，言及仕途中的个人际遇，总是轻描淡写，并无怨言。不论记者如何追问因由，他都始终守口如瓶，既不评价组织决定，也不臧否同僚下属。这种政治自觉与人情练达的境界，远非常人所能达到。
1984年11月26日，谢高华被免去义乌县委书记职务，平级调任金华地委农工部长。有人认为这次调动与税收风波有关，没处分他说明省里领导在保他，不挪动一下没法跟上面交代。也有人说县委书记是省委管的，农工部长是地委管的，这属于明升暗降了。
谢高华则既不赞同，也不在乎，认为义乌的派性问题解决了，县委班子人员配齐工作理顺了，县域经济发展也找到出路了，省委交给自己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结果还不到半年，金华地委撤销并进行区划调整。省领导征求他意见，问他到西(衢州)还是东(金华)。谢高华还是和过去一样，只说了一句“东也可以西也可以，听组织上定了”。
后来，他被安排到衢州市任常务副市长，一直到退休再没离开过衢州。这次属于提拔，似乎印证了此前省里保他的说法。
从当年离开义乌至今已经整整34年了，义乌老百姓对谢高华的感念之情，却越来越深厚。自从1995年第一届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始，他每年都会受邀来参加“义博会”。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义乌商人和群众，自发组织到高速路口迎接这位老书记“回家”，已经持续了整整24年。
有一年，有100多台豪华奔驰组成的车队来接他。人们甚至打出“谢天谢地谢高华”的标语，来表达对这位义乌市场奠基人的感念和敬意。
谢高华自己却从不这么看。每次面对人们的溢美之词，他总说这样一句话：“义乌市场不是我脑子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义乌人民创造出来的。”
没有改革开放，一切都无从谈起。《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12月16日 刘荒
常山县93岁老党员胡兆富，一位“张富清式”的英雄———
深藏功名六十年
直到今年7月初，常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核对工作时，紫港社区党支部书记徐金妹才知道，给自己写过建议信的老人胡兆富，是一名战功赫赫的老英雄。在此之前，徐金妹只知道胡兆富是从县人民医院离休的老干部；而胡兆富的老同事只知道他工作期间尽忠职守、勇于担当，有军人气概；就连胡兆富的子女们，也只知道父亲当过兵，仅此而已。
谁也没想到，老人的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英雄传奇: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大小战役战斗46次，24次立功受奖，曾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荣立两次特等功、七次一等功、八次二等功、五次三等功。这位93岁的老人，战功赫赫却深藏功名。
舍生忘死，不抛下一名战友
走进胡兆富家中，眼前的他，身着白色衬衫，胸前佩戴着红色党徽。在他不疾不徐的讲述中，我们聆听了那段红色过往……
1941年，齐鲁大地烽火连天。年仅15岁、农民出身、当过长工的胡兆富找到了泰宁抗日游击队。1944年，游击队被收编为八路军鲁南军区警备旅，胡兆富因个子小，头脑灵活，部队首长让他兼任卫生员。
1946年1月，胡兆富在团部指导员王云生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他所在的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兵团。
1947年1月鲁南战役中，全连伤亡40多人，他在雨雪泥泞中把伤员救回。
1947年6月济宁战斗中，爆炸的冲击波令他耳鸣不止，他依然在十几个小时内包扎治疗90多位伤员。
1948年6月开封战斗中，敌机轰炸，他头部负伤，却惦记着被压在倒塌楼底下的战友，爆炸扬起的尘土还未落下，他就喊着担架队上前，一起从废墟中扒出了11位伤员。
在胡兆富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我们发现有一块骨头明显凹入。这是1948年解放济南的战役中，炮弹在老人身体上留下的印记。在战场上，他把别人的生看得很重，把自己的死看得很轻，决不丢下任何一位伤员。
“大大小小的战斗，已经说不清打了多少。”胡兆富回忆，印象最深的是洛阳战役。
其中一场战斗，胡兆富临危受命，指挥突击队夺取地堡。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排长、班长先后牺牲，他虽为医务人员，却挺身而出指挥一个班坚持战斗，“用比敌人更猛的火力压制，人冲上去。”后来，他们拿下两个大地堡，还缴获敌人不少枪械。在这场战斗后，胡兆富被授予特等功。
1949年的模范事迹簿上这样写着:“卫生班胡兆富同志参加革命，在党的培养下已整整战斗了六年，在这六年的战斗生活中经过了无数艰苦和坚决的战斗，每次战斗在危急情况下，他总是舍生忘死地抢救伤员，全心全意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军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需要我们。”讲到这里，胡兆富手握成拳头，身体微微颤抖着。
解放后，他参与浙江衢州机场空军筹建，在机场医务所担任军医。1958年，转业到兰江冶炼厂的职工医院工作。从转业的那天起，胡兆富就“封存”了那段戎马倥偬的岁月，还有所有的战功记忆。
克己奉公，不放弃一个病人
1963年，胡兆富主动申请来到了当时浙江血吸虫病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之一———常山县，支援常山血吸虫病防疫和治疗工作。
“我们是共产党员，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胡兆富带着妻子姜振平来到常山。
“县里本想安排我到防疫站当站长，但我想到医院做临床医生。我喜欢和群众待在一起，为群众服务。”从1963年到岗至1985年离休，胡兆富在县人民医院内科工作了整整23年。
“从没听他提过军功，他也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曾任县人民医院院长的王贞元感慨。
“他是个非常低调、淡泊名利的人。”虽然与胡兆富只共事过两个月，但今年76岁的杨丽君依然对这位同事印象深刻，“当时内科门诊只有我们两个人，每天要接诊150多个病人，他每天来得比我们早，走得比我们晚。虽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却没和他碰过几次面。”
杨丽君至今记得，当年因为交通条件不便，胡兆富会花上一天时间，徒步到距县城以东40多公里的毛良坞给病人看病。有时候碰到病人没钱治病，他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病人。
他总是先病人再家人，先国家再小家。
妻子姜振平说，在她的记忆里，胡兆富从来没请过假，从来没在家过过年。“因为他经常和我们说，他是个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能把病人丢下。”
有一回，医院送来了一个患有麻疹综合征的孩子，父母都准备放弃治疗了，胡兆富看了看小孩的眼睛，说:“不行，孩子还能救！”一定要坚持医治，后来救活了。当年那个孩子现在都50多岁了，路上碰到胡兆富，还拉着他的手直呼感谢。
1985年，胡兆富离休后又被县人民医院返聘。这一年返聘的工资，胡兆富只领了1元钱，“我不想赚钱，就是想继续服务人民。”一年后，看到有年轻医生进医院，胡兆富为了给他们多些锻炼的机会，又主动请辞。
彻底“卸任”的胡兆富却还是闲不下来，身子骨还硬朗的时候，他会在社区免费义诊，给附近的居民量量血压、测测血糖。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胡兆富用共产党人的热忱救死扶伤。追忆这些，他只说道:“我是共产党员，就是一颗螺丝钉，为人民做点事，都是应该的。”
淡泊名利，不愿提一次战功
60多年，无论顺境逆境，胡兆富从不提自己的战斗功绩。军功章和证书被他藏在一个盒子里，就连儿女都不知情。
大女儿和二女儿受父亲影响，都在医院工作，小儿子在云南见义勇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二女儿胡玲眼中，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从转业到离休，数十年如一日，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善良、朴实、真诚……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
“胡老是2014年被女儿从医院宿舍楼接到紫港小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了好多回，也只是听他说过自己是退役军人,从没讲过自己的战功,没想到英雄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徐金妹说,自己和胡兆富一家还挺熟,“胡老还给我写过信,建议社区里开设一个供老年人读书、看报的场所。我看他这么热心,鼓励他担任楼组长,帮助我们管理,他笑笑说,自己年纪大了胜任不了,但是承诺有什么事和他说一声,他一定帮忙。”
去年3月,胡兆富因年事已高,加上早年负伤的影响,头晕摔倒。住院期间,为了让外公高兴,外孙华相轶将自己荣获法院系统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消息告诉胡兆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淡淡的一句:“成绩面前,不要骄傲。要说立功,外公也立过。”而当胡玲追问父亲立过什么功时,胡兆富却不愿说了。
今年1月,常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在进行退役军人信息核对工作时,胡玲翻出父亲“压箱底”的英模功臣登记表,才看到上面记录的战功。“我只知道父亲是退役军人,却不知道他背后的功劳。当我和父亲说,您年纪这么大了,是应该和我们好好聊聊过往的时候,他摆了摆手说:‘这都过去了,没什么值得说。’”
胡玲说,直到常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上门,她才第一次知道:眼中的平凡父亲,曾在沙场上九死一生,立下不朽功勋。
60年,英雄默默行走在人民中间,如同一颗火红的心,融入无边的霞光。
《浙江日报》2019年7月15日
赵璐洁 于山
贵海良：一颗初心一生践行
贵海良生活俭朴，经常一碗素面就是一顿饭。
40万元，并非天文数字，却是一位80岁老人的毕生积蓄，足以标注一位老党员的人生厚度。
贵海良，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新山村村民。今年7月1日，在他的倡议下，柯城区“领头雁教育基金”正式成立。其中，他一人就捐出40万元钱———这是他35年的积蓄。
“这个老人图什么？”面对外人的疑问，贵海良说：“我只想报答党的恩情！”
话语朴实，字字千钧。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办厂带动村民致富，到退休后心心念念乡村振兴，在贵海良身上，你找不到惊天动地的事迹，却能强烈感受到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本色。
感恩，满怀一腔情
7月9日，贵海良引发的感动还在持续。即便是梅雨时节，慕名而来者不少，只为见见“传说”中的他。
一下子成为“名人”，贵海良不太习惯，他摆摆手说：“这点小钱真没啥！”
事实上，到过他家的人都会明白这笔钱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老人的节俭：一副眼镜戴了20年，衣服、裤子、鞋子都是儿子和外甥的“淘汰货”，腰间的皮带还是前些天市委主要领导上门看望他时临时送的———原先的皮带断了，他拿电线绑接好继续用； 油漆剥落的木板床、开合“嘎吱”作响的橱柜、布满破洞的老式椅……房间里清一色旧家具，伙食也很简单，白饭加青菜、一碗素面就是一顿饭，十天半个月才吃一次肉。
不夸张地说，40万元钱，是他10元、20元攒起来的。
1970年，他担任塘下村（现新山村塘下自然村）党支部书记。1984年，他创办小型印刷厂，每次把印好的便签纸叠放在自行车后座架上，利用工作之余送到七八公里外的乡镇，有时一天跑五六趟。1985年起，他领到了每月12元的村支书补贴。
“生活越来越好，我想要攒笔钱，希望有一天能交给组织。”这个想法就像一粒金灿灿的种子，深深埋进了贵海良的心坎。
这些年，补贴、印刷厂收入、养老保险等，每一笔收入，他都小心翼翼地存入账户。
一边努力存，一边“咬牙”省。1995年，贵海良遇车祸腿骨断裂，肇事者付不起全额医药费，他没追究。在市区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没和家人商量就悄悄转院到一家偏远的乡镇卫生院。“在卫生院治疗，能省下好几千元。”他说。
今年6月26日，是他第50个政治生日。当年在党旗下宣誓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一个强烈的愿望在贵海良心头升腾：要把钱捐出去！
此前，贵海良找到了现任新山村党支部书记的小儿子贵建国，透露过这个想法。
40万元？贵建国第一反应是自己听错了。此前，贵建国和其他家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笔钱，只知道老人对自己和家人都非常“抠门”。
为人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只是贵海良希望，子女能自力更生；而他也打定主意：心愿必须早日完成！
惊讶过后，家人也读懂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妻子叶东英说。
“我感觉心头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非常高兴、非常自豪！”回忆把钱捐出的那一刻，贵海良笑得像个孩子，两眼闪耀着光芒。
信仰，坚守一辈子
“没有党就没有我，做人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贵海良说，这是他经历大半辈子人生后收获的真切感悟。
1940年10月，贵海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家，在战乱的日子里常常用野菜充饥，又得了严重哮喘，度日如年。
新中国成立后，他获得了新生：12岁时在政府的资助下上了学，15岁时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高中一路成绩优秀。他暗暗下决心，将来要报考医学专业，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1962年，就在参加高考的前一年，他的人生轨迹突然改变。得知中央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时，他毅然回乡务农。
由于劳动表现出色，1970年6月，贵海良成为塘下村第一名共产党员，随后又担任村支书。担任村支书的21年里，他不折不扣完成好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心只想为村民办实事、为社会做好事。
2005年，我省上下正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塘下村也不例外。村庄要发展，道路得拓宽，但缺钱缺人愁坏了村干部。
党员先带头！退休在家的贵海良捐款1万元，还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做义务工。一看老书记出面，全村绝大多数的农户立刻行动起来。见乡亲们风吹日晒修路忙，贵海良过意不去，于是每天下午从隔壁村买来包子慰劳大家，先后总共买了近1万个包子。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修路要挖到3户村民的墙体，贵海良主动和村干部一起上门沟通。起初3家人都同意，可第二天反悔了。他请来3户人家的子女深入交谈：“这样吧，我写个承诺，动工后如果3年内墙体有裂缝，我给你们重建。”对方没同意。他又说：“10年内如果你们的房子漏了，我给你们重新翻修！”望着贵海良认真的表情，对方被打动了：“老贵书记，我们愿意配合，以后即使有问题，我们自己解决！”
半年后，村里终于修出一条宽6米的村道。就在村民满心欢喜时，贵海良却由于胃病发作再次住进了医院。
变压器增容捐1000元、建学校捐2000元……对党的感恩之情，让贵海良心里总装着集体和他人。这位对自己和家人都“抠门”的老人，此前各种捐款的总数达3万余元。
传承，激活一池水
农房整治、环境提升、垃圾分类……如今的新山村，各项事业发展得热火朝天。作为带头人，贵建国日晒雨淋连轴转。
他本可以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从事电力工程老本行。“是父亲影响了我。”贵建国说。
在贵建国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工作很拼的人，少有时间陪伴家人。2013年，塘下村和陈村坞村、外前坞村合并为新山村，贵建国当选为村支书。当天夜里，贵海良主动找贵建国促膝长谈。贵建国偷偷打量父亲，他的头发白了、背弯了，可语气还是坚定有力。
“父亲告诫我，当村干部，一是手不能伸进村集体，二是手不能伸进百姓口袋，三是多为村里办实事。”谆谆教诲中，贵建国感受到了父爱，更燃起了干事创业的激情。近年来，他在村里建起了老年人食堂，去年又个人出资5万元建立村级基金，专门资助村里困难老人，还发动全村村民志愿服务留守老人。
党员陈根土家在村口有块空地，原本打算建新房。贵海良三番五次上门“游说”：“村里要发展经济，村口是门面，你是老党员，让点出来造个小广场。”见老贵这样锲而不舍，陈根土最终让出了约120平方米的空地。“党员要带头讲奉献，老贵书记就是我的榜样。”陈根土说。
“当贵海良拿出包裹着的5万元现金和一张35万元存折交给组织时，在场所有人都被感动了。贵海良对党的情感是纯粹的、发自内心的。”柯城区委书记徐利水说。
面对荣誉和赞许，贵海良仍然保持平常心。他说：“我的一大心愿已经完成，希望通过我们每一位党员的努力，把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红色基因传承好、发扬好。”
《浙江日报》2019年7月11日
翁浩浩 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