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田模式”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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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我第一次当选为贺田村的村支部书记。那时的贺田村，村民盗伐林木成风。为了“重典”治乱立“家规”，专门讨论制订了禁止偷盗山林的村规民约，规定每偷一根竹木，就得给每户村民分一斤馒头并要在村里放12场电影。当第五个偷伐木头的人挨家挨户给大家分过馒头后，村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上山偷伐竹木的村民。
　　就在这时，我的妻子因为太累太辛苦，得了肝炎。等我知道时，她的病已转成了肝硬化晚期。为了更好地照顾妻子，我只得于1997年辞去了村支书的职务。没想到，仅仅隔了一年半，我重新回到了村支书的位置。再一次当上了贺田村的党支部书记，在我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贺田村终于脱掉了贫穷的帽子———因为山林已经成了村里的主业。
　　2005年，我的妻子终因肝癌去世了。以前，每次陪妻子进城看病，走在城市洁净的水泥马路上，她都会说：“要是我们农村也有城市这么干净漂亮那该有多好啊！”2008年、2009年，政府号召大家进行村庄整治。我想，机会终于来了！我就组织村两委干部先后去江山大陈村、开化黄石村、遂昌大田村等著名的卫生示范村参观学习、取经。2010年，是本届村支部任期的最后一年。我决定从清理每天都会产生的垃圾做起。
　　谁想，这个建议在会上一提出，就遭到了一些村两委的反对。对村委们的顾虑，我没有过多地解释。第二天一早，我开始独自去村里的一个卫生死角捡起了垃圾。但是，我发现捡垃圾是治标不治本。最后，决定发动全村妇女来做这件事，我还找机会邀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马丁先生给村民讲解卫生和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给垃圾分类、区别处理。同时，村里还制作了宣传册，将垃圾袋进行编号，分发到各个农户，规定每天傍晚5点后早上8点前为垃圾投放时间，每个垃圾投放点都安排专人负责。村里还实行“门前三包”，组织督查组到农户家里打分，上墙公布，年终还要开展评比活动。终于，“垃圾源头分类可追溯、减量处理再利用”的卫生保洁机制慢慢形成了，并被领导和媒体总结为农村清洁工程的“贺田模式”。